就南京民俗的格调而言，无论是礼俗，婚俗，时令俗，抑或是生产习俗、生活习俗，都表露出南北交融，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特征的民俗，故有“南风北俗萃于一城”之说。明末清初一位学者曾概说古都金陵“衣冠文物，盛于江南，文采风流，甲于海内”，意思是说这里曾是文化发达，物质丰富之邦，人们的穿戴以至风貌气质也“豪侈”于其他各地。这话指某时某些方面未尝不可，如统指南京的风貌气韵，似未必精当。诚然，南京在六朝、明清的某个时期，有过短暂的“游士豪客，竞千金裘马之风，而六院之油檀裙屐，浸染于闾阎。膏唇耀首，仿而效之，……。”其实，就是在这短暂的奢靡时掰，淫侈之风，也仅仅停留在中上层社会，广大的下层百姓，仍是“株守其处” “言貌朴塞”。“军民以营生为本，畏长官、守朴陋为常，后饰帝服之事少……。妇女以深居不露面，治酒浆、工织纫为常，珠翠绮罗事少……”。就金陵古都两千年的长时期的民俗风貌而言，这里的民俗，“淳而不俚”，是其最为显著的特色。
南京的民俗是极为丰富多彩的，例如：
生活习俗
此类涉及衣食住行，美化装饰。由于篇幅所限，仅说妆俗吧。人们热爱生活，也必然爱美。但这受到社会及经济条件的约束和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，以至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阶层，人们的穿着打扮，是不尽相同的。除了头饰、服饰、手饰、鞋履不同之外，还有“浓妆淡抹”之分。今天我们在电影上，看到印度女子于眉额间点红点，称“吉祥痣”。而我国早在南北朝时，女子即有“贴花黄”的装饰。这妆饰相传始于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。她以“花黄”装饰自己，当时女子纷纷仿效，以至流传很久很广，这就是古代诗文所说的“梅花妆”。南京在清代至本世纪五十年代初，绒庄街，弓箭坊还生产一种妆饰品：绒花，其中有一种叫“老虎花”。农历五月初五，妇女纷纷购得插于鬓边。这老虎花如同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中描写杨贵妃“云鬓花颜金步摇”的“步摇”那样。不过杨玉环戴的是卷曲的金丝下悬挂着串珠，称金步摇，而南京流行的是以各色丝绒编织为虎，下用铜丝缠以骨簪，也插于鬓边，移步辄上下颤动，轻盈矫健，多彩多姿。现在在古装戏剧或古代仕女画上仍可见到这种装饰。再比如说，人们在某个时候吃某种食品，还寄托着一种良好的愿望。前面说的，赐儿女食枣栗糕，希望子女能早立高升。南京人生育小孩，习送红鸡蛋，而开封人生男孩却送黑色鸡蛋，因任开封知府的大好官包拯是黑脸，生小孩吃黑蛋，希望生下的这个孩儿长大能有包公那样的品格。
时令风俗
俗话说，“千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”。南京的时令风俗，诸如“村田乐”、“鳌山万岁灯”，“正月十六爬城头”、“三月三郗祺会”、“清明祭扫”、“立夏尝三新”、“四月八食乌饭”，“八月十五游玩月桥”，“重阳菊花会”，“除夕贴万年红”等等，尤具南京本地的乡土特色。
明代南都金陵，在立春之时流行一种叫“村田乐”，俗称唱春或打春的娱乐活动。这种活动在南京地区流行达数百年之久，一直到解放后仍在高淳等郊县流行，颇为群众喜爱。这种活动初起时，一般二人，多则三四人沿街串村，敲打小铜锣，说吉利语。后来发展为“长调”、“短调”等十多种调门。长调唱起来音韵婉转，清雅流畅；短调节奏明快，抑扬顿挫，给人以欢快之感。演唱的人有的有脚本，有的没有唱本，见什么唱什么。如到人家门口，见到主人在喝茶，必须唱茶，从茶叶的来历、产地，一直唱到全国各种名茶，如果主人向唱春人敬烟，那就要唱烟，一直唱到林则徐虎门禁烟。要是老手相遇，还要赛唱，那可就令观者大饱耳福了。解放后，除唱《白蛇传》，《孟姜女》外，还唱新词《送子参军》，《学雷锋》、《歌唱长江大桥》、《计划生育好》等等。形式简朴，内容生动，是贫苦劳动者含辛茹苦，经过长时期创造的独特的娱乐形式和宝贵的文化财富。
旧时，各地的庙会，其中多有迷信色彩，但各地所祭的“神”，亦不乏人们所敬仰，曾为人们作过贡献的人物。如，南京在春社日祭蒋王神(蒋子文)，四川祭李冰父子，梨园弟子祭唐明皇，木工祭鲁班，商人祭白圭，织锦工人祭织女，等等，这其中的“神”亦是人，他们对人类作出某种贡献，理应受到后人的怀念和祭祀。
《荀子疆国》中说，“入境，观其风俗。” “以为州异国殊，情习不同，故博采风俗，协比声律，以补短移化，助流政教。”一地之风俗，是一地文化，风尚及民情之反应，是历史的风俗画。
